大型电视纪录片《新中国》第十二集

年过花甲的白龙庙村农民谷庆恩已是四代同堂了。1996年,他家新盖起了这栋二层楼房。按乡下的习惯,新房子盖起来,旧房子就该拆掉。但是,谷老汉却再三叮嘱孩子们,一定要把祖上的几栋旧房子保留下来。谷老汉这一举动,不经意间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变迁都浓缩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了。

谷家的这几栋房子,最早的一栋建于民国28年,也就是公元1939年,它是在谷庆恩的父亲手里盖起来的。第二栋房子建于1964年,直到1979年,他才有余力给这栋房子挂上了瓦。

在那个时代,不仅是河南中部谷老汉的家乡,就是在素称鱼米之乡的珠江三角洲和今天已成为中国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农民住的也不过是简陋的房子。那样的房子今天在东南沿海几乎看不到了。这奇迹般的变化是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分到农民手中,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使农民在失去土地支配权的同时,也失去了劳动积极性。

吉林省通化市三棵榆树村农民李惠恩回忆说:“那时候就是记一个工,一天混那一个杠,干一天活不如抓一个母蛤蟆。象边沟三队,七分钱的分,正好一天挣三盒火柴。你说农民他不高兴,他能高兴吗?中央政策要不对头你调动不了积极性。”

60年代初,安徽的一部分农村为了度过严重饥荒,试行了“责任田”的办法,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也引起了一片指责。

1962年夏天,太湖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名叫钱让能的普通干部给写了一封信,为“责任田”辩护。把这封信批转给中央有关领导,要大家研究。

时任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说:“生产力的发展,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还是人,人是要靠积极性的。人的意愿呢?它支配人的行动的。你搞大呼隆、大锅饭,他呢不象西方的农,他不搞,他无声的反抗,无声的反抗就是在土地上磨洋工。这个呢比那个反抗更厉害,所以这股力量是更强大的,所以亿万农民在土地上磨洋工这个是可怕的。”

但责任田终究没能推广起来。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由买卖和包产到户被称为“三自一包”,在中受到更为严厉的批判。在人民公社一统天下的体制下,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农村还有两亿多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时任山东省荷泽地委书记周振兴说:“1978年的一月份,春节前,我到东明去,一进村看到有些老人围到墙根底下晒太阳,我想打招呼,群众的表情非常冷淡,我就自己走到一个户这个户就叫张殿兴。进去以后我看就墙上吊着一个篮子,我把篮子拿下来一看,有两种饭,一种饭就是菜团子,菜团子是什么呢?高粮糠、地瓜叶加地瓜面粘合在一起的菜团子。一种就是地瓜面和地瓜叶,就没有高粮糠了,就这么两种,我一看,这个地瓜叶和地瓜面肯定是给小孩吃的,加了高粮糠的肯定是他老俩口吃的,我就拿起一个递给县委书记司礼民同志一个,我拿着一块就放到嘴里了,怎么也咽不下去呀。”

1978年秋天,荷泽地区东明县柳里生产队的300多口人,悄悄集中在这个院子里,商量把土地承包到户。这个消息传了出来,干部们坐不住了,要地委表态。荷泽地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地委书记周振兴一口气讲了8个小时。

在荷泽地区档案馆,我们找到了周振兴当时的讲话录音:“最近,在全党正在讨论一个问题,不知道同志们注意了没有,真理的标准问题,有人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列主义思想,有人说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对的,你说这政策是好的,群众不欢迎,它能是好的?你说这政策是资本主义的,是错的,广大群众听了很高兴,愿意按这个办,如果你规定的这个政策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你这项政策就是错误的,我们菏泽地区农业产量为什么老上不去呢?所以我们建议不妨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

时任山东省荷泽地委书记周振兴说:“直接跟群众见面,谈大包干,包产到户大包干的事,当时向下贯彻阻力很大,有些同志比较积极就贯彻了,多数人是犹豫观望。县委书记王玉德同志,我们在黄河堤上相遇,他下了车,给我讲柳里的事,搞大包干到底是怎么样,他说他心里拿不准,我说,只要老百姓愿意干,你让老百姓干就是了。”

时任东明县柳里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洪印说:“地委三级干部会议,我在会上发言了,地委支持,领导鼓励,大家就齐心干起来了,群众也不害怕了,胆也大了。”

当荷泽农村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在安徽的农村,类似的探索已经进行了一年的时间。

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放映了一部只有10分钟的内部参考片,片中反映的是安徽农村的贫困状况。这个片子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当时,中央政治局迅速作出决定,要尽快派一名得力的干部去主持安徽工作。

任命后第二天,万里就来到了安徽。他一上任就免掉了十名文革中上来的干部,然后到各地进行了调研。满目苍痍的农村景象使他深受刺激。11月,他主持召开了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在这份文件中,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产量、定工分的生产责任制,规定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在当时,却大胆突破了长期以来不可逾越的禁区。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通迅《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国公开了安徽省委的六条决定。就在同一天,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向当时的四川省委负责人谈起了安徽的做法。仅仅过了两天,四川省委就下发了这份被称为《四川十二条》的文件。

1978年夏秋之际,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降临安徽大地。到这年九月,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已连续七八个月没有下过雨了,受灾农田高达6000万亩。全省有400万人和20万头牲畜饮用水也发生了困难。

时任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说:“因为旱那,天上飞的麻雀没水呀,飞着飞着就掉了,山上的野兔子从山顶下来找水喝,走到山半腰就死掉了,就是说明旱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山南这地方呢,通过借地这个办法,有些农民说搞那么小手小脚干什么。干脆把土地按人口分掉算了,还留一部分空地在那里干什么,所以一些地方干部听到农民讲得有道理,支持农民的要求,一下子把土地都分到户了。分到户以后,反映就大了,省委大院子叽叽喳喳议论山南造反了。”

推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使土地在农民手里奇迹般地由瘦变肥了。但是,改革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

时任安徽嘉山县横山公社党委书记韩继发说:“我记得1979年3月15号,陡然听到我们公社有个大喇叭,播了张浩的文章,张浩的文章,我们一听,越听越是对着我们来的,我想这回坏了,要犯错误,在最关键的时候,万里3月18日来了,从两点钟到四点钟我们给他汇报,万里越听越高兴。万里、王郁昭、贾长志三个越听越高兴,最后我就给他汇报了:‘万书记,我们还有顾虑。’他说:‘你顾虑什么?’我讲:‘张浩文章,我们前天听到的,我看他对我这来的’。‘张浩文章,《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可给你粮吃,《人民日报》可给你油吃。’他很生气,我一听,我想这回管事,省委书记支持我们。以后呢,万里走了以后,我们又开村支部书记会,还有两个队彻底给他们放开,我们大胆干吧。”

时任安徽省委万里说:“我就表扬了他,你们就这样干吧。省委回来我就开会,我支持。县委就批评,批评你们包产到户不行,那时候包产到户既不符合党的决议,又不符合宪法,宪法是人民公社嘛!开始我就搞了。我怎么办,我首先和陈云同志商量,我说已经搞起来了,告诉他。他在人大会上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主席团,他休息的时候,我到他那里,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双手赞成,我给小平同志讲,小平说:‘不要争论,你们就这样干下去就完了。’”

1982年的春节临近了。中国农村的改革已经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这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题为《说凤阳》的纪录片,一下子把人们的视线引到了凤阳,引到了小岗村的大包干。

时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说:“包干到户肯定能搞的彻底,那样群众肯定不会再要饭。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先国家的、后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这样就打破了过去的大锅饭体制下的分配不合理。所以我们这样一做下去呢,群众积极性特别高涨。我们这一年象这样一分,群众就起早贪黑。不再是象生产队那样吹破哨子,咂破铁没有人上工,这时候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天一亮群众就到地里去了。”

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副组长张胜洲说:“这样呢,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由过去行政指挥关系变成了以承包合同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农户这样实际成为一个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微观主体。那么农业、农村经济这种微观层次或微观基础发生这么大变化,那么对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必然会提出改革的要求。”

对这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农业生产方式,后来评价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明权属于农民。

经历了20年的改革探索之后,1998年5月,来到了凤阳县的小岗村。说:“改革开放,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开花结果就是在农村,今天要给你们吃个定心丸,我们马上要开十五届三中全会,专门研究农业跟农村的问题。正好20年,这个政策,我们一直要搞下去,不会变的。”

当初,第一次明确肯定包产到户,是中央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座谈会。会议形成的纪要给了“包产到户”这个难产婴儿一张合法的出生证。

随后,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反复肯定了包产到户这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形式。

1984年10月1日,得到了实惠的中国农民簇拥着“一号文件”和“联产承包好”的彩车参加了建国35周年的庆典。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农村改革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充分尊重农民的自愿。在一些生产力发展较快的地方,社会化、专业化分工较高,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方式,也同样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全国98%的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一大二公”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也走到了尽头。

1982年11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将设立乡镇一级人民政府。

1978年,当中国农村的改革大潮开始涌动的时候,一项更引人注目的举措也在中国的南方孕育之中。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马年。74岁的马不停蹄地出访了六个国家,这是他一生中出访国家最多的一年。11月初,当他来到美丽如画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时候,对这里引进外资兴办出口工业区的成功经验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回国后不久,他在会见日本友人时就提出,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

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说:“交通部长叶飞在1978年11月份访问欧洲,当时我发一个电报给他,说你回国的时候是不是经过香港一下,有些事情需要跟你汇报,他当时跟计委的郭洪涛同志,就从欧洲飞到香港,飞到香港就听取我的报告,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要在香港搞个工业区很困难,因为没有地皮,如果我们能够在靠近香港这个宝安蛇口公社能够搞一个非常好,所以叶飞同志非常同意,马上跟广东省大家共同签署一个文件。”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和交通部联名向中央呈递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在蛇口一带设立工业区,既可以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

袁庚说:“所以当汇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先念同志非常兴奋,他说:我们就是要把外面的优势和我们的优势结合起来,但是呢这个钱我们是不会给的,先念同志当时就问谷牧同志怎么办,谷牧同志说,你批一个字,我找有关方面谈一下。先念同志说好,那么就在上面批了:‘就照此办理,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会议。’”

就在招商局构想蛇口工业区的同时,1979年1月,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吴南生来到汕头市。他此行的任务本来是传达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没想到家乡人却向他谈起了另外一个话题。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吴南生说:“几乎天天都在找人谈,请海外一些朋友来谈,我说有什么办法?最快的。他们说你敢不敢办个自由港呢?象香港、新加坡、台湾的工业区,那就最快了,所以我在当时边夜给省委发了封电报,除了其它的报告以外,就说关于这个地区发展经济的问题,已经想到一个办法。如果能够这样做,几年以内就可以很快改变了。我从汕头回来,常委会开会,做了汇报,提出了后来叫着特区的设想。常委会同意了。我和仲勋同志跟叶帅汇报,就是这一次,所以他们两个都很高兴,你看叶帅听的非常高兴。叶帅说,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广东省委和书记处书记王全国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发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几天后,他们又向当面汇报了具体设想。听后作出了今天已为人们熟知的决断:“我看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作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么。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副总理谷牧亲率工作组南下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着手起草创办特区的文件。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说:“自己投资没有钱,也缺乏干部,就想,外国的钱可以用不可以用,外国的专家可以请不可以请,外国的经验可以学习不可以学习,最后下决心非走这条路不可,叫做引进外资,欢迎外国人到中国办厂办企业。”

1979年1月17日,特意邀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的5位元老进行座谈。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他还希望荣毅仁能摆脱其它工作,围绕开放和创汇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

一个月后,荣毅仁向中央提出了设立以促进出口,引进外资和技术为主要目标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初步意见。不久得到了国务院的正式批准。为了让荣毅仁放手工作,特意对他说:你主持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

走在中国开放前列的中信公司很快壮大起来。几年后,荣毅仁在接受国外记者采访时,谈起了自己的感受。

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说:“我们看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回事,资本主义经营管理这些方法,是另外一回事。这些方式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科学的东西呀,资本主义企业它可以用,社会主义企业它也可以用。”

:我看那个单子,你们一家就象我们古代宋朝的杨家,杨家将对我们民族做出重大贡献。你们荣家,从历史角度来说,你们也是有功的。发展民族工业这是你们功绩。

要吸引已经远离中国几十年的外国资金重新回来,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为了表明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决心和诚意,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

这部法律通过的第二天,境外舆论就迅速作出了反应,它们评论说:“这部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这一步无疑是艰难的。但是既然迈开了第一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会坚决地走下去。

也是在1979年,这份文件正式把原先设想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的工业区定名为经济特区。正在孕育的婴儿有了响亮的名字,但人们还是担心它能否顺利出生?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吴南生说:“海外人士的意见,一定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立法,你不立法,人家不敢来了。”

中山大学教授雷强说:“要研究特区条例的问题,当时是封闭进行的,还是采取了以前的办法,把几个马列的老师关在一起研究。”

吴南生说:“因为过去我们办事总是要找马克思说什么,列宁说什么,我请社会科学院的同志来帮助,把这些都找出来。”

雷强说:“人们自然就想到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自然就想到列宁的问题,列宁国家资本主义学说。”

暨南大学教授何佳声说:“当时列宁把顿河附近5万俄亩土地出租出去吗,还有二分之一的石油、北方的森林,以租让的形式租给资本主义的开发吗?所以,跟我们现在一样。列宁有个很光辉的思想,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这份依据列宁新经济政策起草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前后修改了13次,报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吴南生说:“后来有一天,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叶帅要他告诉我,北京有些同志不大同意,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讨论过地方的法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怎么拿到全国人大来讨论了。我就说王主任,你跟叶帅讲,特区是中国的特区,只是在广东办,所以叫广东特区,但是立法一定要全国人大立法,因为它是中国的特区 ,这是社会主义,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没有立法,我们不敢办。”

当时担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接受国务院的委托,向这次常委会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

会议最后决定,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而完成了开办特区的立法程序。大规模的特区建设正式拉开了帷幕。

深圳罗湖口岸是深圳的南大门,也是设立特区前内地通往香港的唯一正式出口。今天,我们在这里,已看不到当年的景象了。

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说:“工程开始启动了,遇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反对从罗湖开始,正在这个时候,同志南下深圳。来的当天上午,他就把我们几个人带到海关。当时海关、边防检查站都在这儿,再过去就是罗湖桥了。同志讲了,这些优惠政策,中央的各部门都同意了。但是这个条例八月下旬才公布。条例现在没公布,但特区的建设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工作不能等,他谈完了以后准备走,出不了门,下大雨以后到处都是水,那些香港小姐真可怜啊,高跟鞋举脑袋上,站在水里面等火车,当时很狼狈。就这样,同志带着我们涉水回到驻地。我就跟同志说,我说是不是下午我们给你汇报特区建设规划和改造罗湖的问题。同志很爽快的说,不必了,老天爷已经给你做了汇报了。后来他到了广州,跟一些广东省的领导同志们商量深圳特区的规划,他在会上开了一个玩笑,他说秦文俊这个家伙呼风唤雨,一下子水淹罗湖。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不从罗湖开始不行,这个规划应该定下来。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规划是正确的。”

开山要钱,铺路要钱,供水供电,吃饭住房,都要钱。钱从哪里来?深圳人的目光当然首先投向北京。当分管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来深圳考察时,正为缺少建设资金发愁的深圳市领导急切地摆出了面临的困难。

吴南生说:“我说,你先给我一点贷款吧,给我一点酵母吧,要点酵母发酵好做个馒头啊。谷牧同志说:‘那好,那好,我看先给你3000万,估计3000万明年一年够你用了。’”

3000万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今天不过是一栋楼房的造价,这对要移山填湖的罗湖建设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深圳特区报》社社长吴松营说:“当时领导就在想,没有钱怎么杀出一条血路呢?杀出一条血路,肯定不能是去偷去抢,应该怎么去改革,去开放,所以人们的观念开始要改变,就盯准了这片荒凉的土地。”

秦文俊说:“土地还是国家所有,但是呢,土地可以有偿使用,根据一些项目的不同情况,我可以规定你一个使用年限,然后我收取你的土地使用费。”

后来,面积仅1平方公里的罗湖小区用1个亿的投资换回了15个亿的回报,为深圳的前期开发准备了资金。在全国的支持下,特殊政策在深圳创造了神奇,也引起了争议。当然,引起争议的不仅仅是出租土地一件事。

1984年1月,来到了深圳。他登上了国际商业大厦,参观了罗湖商业区,访问了渔民村,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特区的勃勃生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欣然挥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就在中国的南海惊涛拍岸,梦想不断变为现实的时候,农村的改革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解决了8亿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农民办的乡镇企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渴望富裕的中国农民,从五、六十年代起就兴办了一些社队企业,但一直在困境中苦苦挣扎。改革的雨露滋润了这棵幼苗,它们渐渐发展,壮大。

江苏省乡镇企业局局长邹国忠说:“最大的特点,中国广大的农民参与中国工业化进程。”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文虎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它的社会意义在于中国这样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解决一个突出的问题,如何使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农业如何现代化。”

与外国友人谈话时,对乡镇企业作了这样的评价:改革以来,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到1982年7月1日零点,我国人口总数超过了10.3亿,其中大陆地区超过了10亿。

从乡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局部改革的丰硕成果,标志着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82年9月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说:“同志在开幕词当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出的行动指南。大家都知道,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二大在总结历史性的转变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同时,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一主题。在这时候,同志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使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所提出的正确理论和路线得到一个最集中最鲜明的概括,也就为全面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两个月后,五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条小河隔开了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这就是深圳河。隔河相望的有两个村庄:一个是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深圳罗芳村,一个是香港的绞寮村。改革开放以前,土肥水美的罗芳村连自己的村民也养活不了,村里的一半人逃到对岸,绞寮村就是那些逃港的罗芳村民组成的。

罗芳村党支部书记陈天乐说:“你看,到处都是新房子。今天我们体会到了,党给我们温暖,政策让我们的致富。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豪迈的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现在过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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